近年来，民国学术逐渐受到学术界的重视，似有形成“民国学术热”之趋势。正如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有人得出“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的结论，在研究民国学术中也有人得出了当今的学术不如民国的结论。结果还把一些学者也绕了进去，想方设法论证今天的学术超过民国，以做出应对。甚至还有学者为之担心，提出要给“民国学术热”降温。问题是，研究民国学术根本不是为了比较当今学术与民国学术谁比谁强，就像研究孔子并不是为了比较今人与孔子谁比谁高明。学术的目的在于再现真实，评判价值，推出精华，而最根本的在于实事求是。在笔者看来，研究民国学术，除了有学术史的意义之外，对于当今树立现代学术典范、形成现代学术传统、建构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树立现代学术典范

　　

　　当今的学术是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学者们多凭个人的热情从事学术研究，虽有不少新鲜著述，但在热情过后方才发现，几乎没有多少能够称得上学术的东西，甚至有些属于学术垃圾。因而有人哀叹缺乏“学术大师”，甚至还通过各种方式进行评选，反而愈加茫然。

　　

　　什么是现代学术？民国时期，现代学术的先辈开始了新的学术传统的建构。重要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崇高品德，也不是因为他们以废寝忘食换来的等身的著作，而是他们能够在社会动荡、民生凋敝的环境下，保持沉静的心灵和自由的思索。

　　

　　民国学者李相显为撰《朱子哲学》，“日坐于北平图书馆四库阅览室中研究”“将朱子所著之书及与朱子哲学有关之书，尽行读阅”“且更将其中有关材料一一抄录收藏”。后因遭到日本人的驱逐，被迫离开北平，携文稿及有关材料，回家乡农村继续写作。当时遇日寇烧杀，家院起火，家人劝他逃出家门，他说：“独不闻黑格尔之往事，当法军入耶拿，犹执笔写作如故乎？”于是发誓：“《朱子哲学》若不脱稿，绝对不出大门。”日军听说他闭户写作，遇乱不扰，颇为奇怪，多次要他出门相见，他却以写作未脱稿不能出门相见为由，予以拒绝。日军司令官说：“不来者死！”为此，李相显的家人相劝：“不出大门，为写作也。身若死，尚能写作乎？从权往见，何如？”无奈，只得前往。日寇询问写作之内容，他如实以告；当得知他所写的是纯哲学，与军政无关，而未予加害。地方的保安旅长曾对他说：“子不执戈报国，反而闭户写作，非爱国之士也，应罚款以赎罪。”他回应说：“予日食粗粮，皆贷自他人，何来款以助军饷？”旅长怒，遂逮捕其父，不久又释放，但他的写作并未因此中断。后来又遇母亲不幸去世，悲痛欲绝，处理好后事，仍终日写作如故。１９４１年６月，他的《朱子哲学》终于在民族危亡、极度艰难的环境中得以脱稿，并于同年获得教育部学术奖，最后又几经周折，于１９４７年问世。（参见李相显《朱子哲学·序》）

　　

　　从学脉上讲，民国学者是我们的老师，或是老师的老师，是我们理所当然的学术前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被遗忘了，他们的学术一直未受重视。今天，通过对民国学术的研究，把他们以及他们的学术从尘封的历史中找寻出来，对那些创造现代学术的先辈予以推崇，作为学术的典范，这不仅是对于学术的尊重，而且是对学术传统的延续，这本身就是学术研究前赴后继的分内事。而且，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才能真正发现今天人们期待已久的“学术大师”。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个置前人研究成果而不顾、尽想着把他人比下去的学术氛围中，不可能出现“学术大师”。

　　

　　形成现代学术传统

　　

　　当今的学术面临着诸多问题，有学术道德问题、学术创新问题、学术评价问题，等等。然而，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与学术的不成熟、没有形成持续不断的学术传统有直接的关系。

　　

　　什么是现代学术传统？现代的学术研究实际上起始于清末民初，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古代而融合了中西学术之精华的学术研究。把今天的学术研究与民国学术联系起来，并视之为对民国学术的延续和发展，这就形成了现代学术传统。

　　

　　今天对于朱熹学术思想的研究，可以追溯到１９１０年出版的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中对于朱熹学术思想的阐述。继后，在“打倒孔家店”背景下，一直有学者在朱熹学术思想的研究领域继续探索，先后有谢无量《朱子学派》、周予同《朱熹》、唐文治《紫阳学术发微》、李相显《朱子哲学》等重要学术专著的问世，此外还有梁启超、胡适、冯友兰、钱穆、贺麟、白寿彝等一大批学者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发表大量学术论文，阐述不同学术观点，乃至针锋相对，甚至还有学者将朱熹学术思想的研究与解决民国时期的社会问题、世道人心结合起来，曾一度呈现出学术繁荣景象。近年来受到学术界关注的现代新儒家，他们对于朱熹的研究，也是对民国时期朱熹研究的延续。今天，研究民国学术，整理民国时期朱熹研究的学术成果，正是要延续这样的学术传统。

　　

　　当今学术的道德问题以及低水平的重复，实际上与追逐利益有关。不可否认，民国时期也存在学术上的抄袭，也有低水平的重复，但平心而论，那些并不是为了追逐某种利益，而更多地是为了传播新思想、新观点，所以尚不构成问题。重要的是，当我们在对民国学术作学术史的研究时，这些抄袭和重复自然被淘汰出局。由此可以看出，把学术研究与学术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不仅有助于形成学术传统，而且可以在这一过程中体会违背学术道德所遭受的惩罚。

　　

　　学术创新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评价，其最重要的依据在于考察学术成果在学术史上的独创性和重要性。当今学术，自以为是的“创新”不少，实际上有不少是对前人的低水平的重复，根本问题在于对前人的研究成果，包括对民国时期的学术研究成果，缺乏了解。研究民国学术，可以为今天的学术创新、学术评价提供重要的评判标准。更重要的是，可以在这一研究以及形成学术传统的过程中，让学术创新成为学者从事学术研究的内在依据。

　　

　　学术研究需要相应的学术制度来保障，但更需要在学术研究中形成学术传统，并在这样的学术传统中消解学术研究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因此，研究民国学术，不仅可以为今天的学术研究树立典范，而且可以在这一形成现代学术传统的过程中，有效地避免各种有碍于学术的问题的发生。

　　

　　建构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

　　

　　创新是学术的生命。然而，创新不能仅仅局限于零敲碎打、小打小闹。当今学术，虽不乏有某些新鲜想法和观点，但往往有缺乏根基之感，缺乏那种历史的厚重和“站在前人肩膀上”的远大，缺乏具有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

　　

　　什么是中国气派？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有过汉唐的国力强盛和唐宋的学术繁荣，既有曾领先于世界的宋元科技，又有曾执世界学术之牛耳的宋明理学，这就是中国气派。宋明理学家讲“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民国时期，冯友兰接着宋明理学讲，建构了“新理学”体系，就是要体现这种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

　　

　　学术的厚重是靠时间积累起来的。当今学术几经周折，近３０年来得以复兴。但如果仅限于这３０多年来的学术，何以言厚重？又何来底气？于是，学术界追溯百年学术，回到民国时期，通过把当今的学术与民国学术联系起来，构建现代学术传统，从而增加当今学术的厚重和底气，这对于建构中国气派的学术体系，无疑又进了一步。

　　

　　学术不只是个人内心的有感而发，也不只是面对问题提出自以为是的意见，而是要“站在前人肩膀上”，通过一代一代学者的不断积累。研究民国学术，就是要“站在前人肩膀上”，充分吸取前人的研究成果，以使得今天的学术研究更具深远和宏大。

　　

　　更为重要的是，追随现代学术研究的先驱，接续肇始于民国时期的现代学术传统，使当今的学术成为现代学术史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才能具有学术的深厚根基，增强学术研究的历史使命和真正价值，展现学术的中国气派。

　　

　　从清末民初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主义，至今仍影响着中国。从近年来的传统文化热、国学热中，中国人重新认识了孔子和儒学，找到了中华文化的根。从民国学术热中，我们又找到了什么？在我看来，民国学术热是当今学术逐渐步入正轨、真正回归到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