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学”是文人学士对《红楼梦》研究的统称，是他们之间互相标榜的产物。自从《红楼梦》在清朝乾隆年间问世以后，立即引起各方人士的嘱目。他们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场，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分析、解读。对《红楼梦》解读的人中，一些有影响、有所成就的文人就称为“红学家”。早期所谓的“红学家”，大多是借谈论《红楼梦》而卖弄学问，“开口不谈《红楼梦》，此公缺典正糊涂”，“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见嘉庆２２年刊本《京都竹枝词》）。清朝李放《八旗画录》引《绘境轩读画记》也说，“光绪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读之，自相矜为‘红学’云。”这是红学一词最早出现的地方。这一方面说明，红楼梦从一开始就在我国社会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红学”有新旧之分，它是以五四运动为分界线。“旧红学”是指清代乾隆以来到“五四”运动以前１００多年时间的《红楼梦》研究。“旧红学”的特点是主观猜测多于客观分析，这是因为受时代的局限，加上社会文化、政治环境、生活方式等与红楼梦中所描述的差距不大，引起了不少文人、政客和社会人士对《红楼梦》中人物的推测，因此牵强附会的考证风行一时。其中，以“索隐派”和“评点派”的影响最大。

　　“索隐派”是“旧红学”研究中的一个派别，又称“政治索隐派”或“索隐派红学”。他们认为，《红楼梦》中的人物就是当时或历史上的人物的化名，是真有其人其事。主要观点有：“纳兰成德家事说”、“清世祖（顺治）与董小婉故事”说、“康熙朝政治状态”说等，代表性的著作有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他们在书中猜测，《红楼梦》中的贾政是明珠，宝玉就是明珠的儿子纳兰成德。纳兰成德又叫纳兰性德，字容若，号楞伽山人，满洲正黄旗人，清朝著名词人，其祖于清初入关，战功彪炳，其父明珠，是康熙朝权倾一时的首辅大臣。容若天资聪慧，博通经史，工书法，擅丹青，又精骑射，十七为诸生，十八举乡试，二十二岁殿试赐进士出身，后晋一等侍卫，常伴康熙出巡边塞。三十一岁时因寒疾而殁。他的主要成就在于词，其词清新婉丽，直指本心，被誉为“满清第一词人”。　他们还认为，贾宝玉就是清世祖，林黛玉就是董小婉。蔡元培则独树一帜，认为，“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就是明，汉也”。他说，书中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则多为满人。这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当时满汉两族在社会生活中水乳交融的现状。汪堃的《寄蜗居残赘》中说，《红楼梦》暗藏谶讳，可以根据其中的隐语，预卜吉凶。１９０４年，国学大师王国维发表《红楼梦评论》，虽然反对索隐派别，但仍沿用索隐派的方法解释《红楼梦》词条，如他认为，贾宝玉的“玉”通“欲”，一切祸害的根源在于“欲”，书中金钏儿、司琪、尤三姐的死，“求其欲而不得者也”；贾宝玉的出家，是最好的解脱之道，是“欲”导致贾宝玉不幸一生的根源。

　　“旧红学”中另一个主要流派是“评点派”。应该说，苏州人金圣叹是他们的笔祖。他们模仿金圣叹在书上批序、题词、点评、夹批、批注、问答、图说、论赞，并且把自己的观点附著在图书上面，一同刊载，当时京城出了几位这方面的代表人物。这些评点大多曲解了原著的意思，不但对阅读无益，而且还会误解，影响较坏。但是，在所有的批注本中，唯有《脂砚斋评本》最为有名，后人简称“脂评本”或“脂批本”。“脂砚”原是一块砚石的名称，是明万历年间名妓薛素素调和胭脂用的，砚背刻有明著名文士王墀（应为“禾”旁）登的一首五言绝句，实物在四川发现，现藏吉林省博物馆。据说曾拥有该脂砚的这个人把自己的书房命名为脂砚斋。后来如何把脂砚斋用到批注《红楼梦》上，这个人的名字是什么，他又是谁，一直无从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这个人对曹雪芹十分了解，也非常亲密。他所作的评注大都从曹雪芹的家世与性格上进行阐述，为后人研究曹雪芹及其成书过程留下了大量珍贵的参考资料。在对《红楼梦》思想价值的考量上，由于有时代的局限性，有很多观点不足取。如，其批注中把《红楼梦》的旨义归结为“戒妄动风月之情”，著重在“情”字上大批特批。

　　“新红学”是以胡适为代表的文人对《红楼梦》的解读。其实胡适一向看不起《红楼梦》。他在给高阳的信上说：“《红楼梦》在思想见地上比不上《儒林外史》，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老残游记》…”他之所以考证《红楼梦》，只是为了打破王梦阮、徐柳泉、蔡孑民等穿凿附会说《红楼梦》是影射什么明珠、顺治帝、董小宛的种种谬论；要证明红楼梦不过是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最终目的就是“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的“思想学问的方法”，即他所谓的“大胆设想，小心求证”的做学问方法。１９２１年，他的《红楼梦考证》一书刊出，他把《红楼梦》考证为自叙传。俞平伯起而响应。按照胡适的方法也写了一本《红楼梦辩》，顾颉刚在《红楼梦辩》中的《序》说，“红学”研究了近１００年，没有什么成绩，适之先生做了《红楼梦》考证以后不到一年，就有这部系统完备的著作…我希望大家看著这“旧红学”的打倒，和“新红学”的成立。从此以后，“新红学”的大旗便竖立起来了。它的主要特点是用实验主义的考证方法来研究《红楼梦》。

　　解放后，以俞平伯为主的“红学”研究继续沿用“新红学”的方法。但是由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内思想领域对《红楼梦》研究的争论随之出现，并导致《红楼梦》研究成为“两条思想路线斗争”的标本。一派是以俞平伯为首，一派是以当时的团员青年为主。在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还是宣扬无产阶级革命方式上相互斗争。其发端是《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争论。当时的刘少奇、周扬、陆定一等认为是爱国主义。毛泽东认为是卖国主义。１９５２年，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出笼，这是他的１９２３年发表的《红楼梦辩》的观点的延伸。随之，两个团员青年对这本书进行了批判。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见《人民日报》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７日，《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作者毛泽东），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他们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支持，并在该校校刊上发表《驳〈红楼梦〉简论》。后来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以期引起争论，展开讨论。被《人民日报》以“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为由拒绝。毛泽东对此专门作了批示，周扬认为“此文粗糙，态度也不好”仍没有刊载。同年１０月，《文艺报》刊载此文，继而开始全面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１９５８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俞平伯校订的《红楼梦八十回》校本，仅《校字记》就达７００多页，书首有俞平伯的长篇序言。何其芳同志支持此书的校勘工作，并为俞平伯的序言修改润饰。１９６０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出版了俞平伯编辑校订本《脂砚斋红楼梦辑评》。对于社会各界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观点的批判，俞平伯也作了回应。他说：“我的《红楼梦辩》是按著我的《红楼梦考证》来写的，完全是一派，我并不否认。”他认为，古代“批评家差不多都是创作家”，“懂得创作的甘苦”，“才能抓著痒处，有说服力”。以俞平伯为主的《红楼梦》研究主流一直对资产阶级论调不服。他们认为，他们的研究是基于客观之上。１９６１年，上海越剧院在北京演出《红楼梦》，刘少奇看后赞不绝口，连呼“好戏、好戏”，“有戏剧性”，还和王光美一起与主要演员、编剧握手。１９６３年８月１７日，“曹雪芹逝世２００周年纪念展览会”在北京故宫正式展出。挺俞派认为：我们什么也不要说，只要把这些内容展出来就说明一切了！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张增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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