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在“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伦理体系中占有极重要地位。一个社会不可能要求每个成员都要有“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壮烈，特定场合的“成仁取义”，也不能取代日常生活的“礼之用，和为贵”，社会成员之间客客气气的“礼道”和“礼数”，像空气和水一样，不可或缺。所以，“礼”是数千年来中国文化的“家常饭”，既养育了中华民族温雅、内敛的平和性情，也成就了“礼仪之邦”的家国气质。钱穆先生曾谈道，“要想了解中国文化，必须站到更高来看到中国之心。中国的核心思想就是‘礼’”。陈寅恪先生更是明确认定，“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所谓“三纲六纪”，就是传统社会中所强调的“礼教”。

 

    “礼”在中国传统伦理范畴中的这种主体地位，是孔子和先秦儒学所奠定的，具体包括“温良恭俭让”的交际礼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礼让原则，以及以“礼”燮理尊卑长幼、以“礼”统摄忠孝节义的“礼教”等。

 

    秦汉之后，儒学不断蜕变，但“礼”在传统伦理中的核心地位则一直被强化。南宋朱熹的对镜自画像上有一段自拟的文字：“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将“礼法之场”置于“仁义之府”前，大致可以说明“礼”在其思想体系中的分量与地位。近代以来，传统“礼教”虽然屡遭荡涤，但“温良恭俭让”作为中国人的文化基因却生机未断。前几年，有学人撰文所言之“集体的温良恭俭让”，正是数千年中国“礼”文化的鲜活延展，也为当下“礼”文化的弘扬提供了参考。

 

    日前，由我主编的《中国历史评论》刊发了胡新生教授的长文《礼与礼仪之邦的重新阐释》，在与作者讨论这篇文章时，我们曾谈起媒体报道过的“九寨沟大拥堵”：２０１３年国庆黄金周的第二天，四川九寨沟景区一下涌进４万多名游客，由于区间候车时间较长，部分游客情绪激动，强行拦停区间车，造成上山的车上不去，下山的车下不来，最终形成一个死结，景区运行全线中断。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密集的国度，类似上述九寨沟拥堵的大大小小的问题几乎天天都会发生。解决此类问题，很难说都能马上找到良策。但如果“礼让三先”“友善为上”“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这些传统“礼道”能成为行事通则，就会避免过激行为造成的“死结”。

 

    去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孔子故里考察时，有两个细节发人深思。一是在观看孔子研究院林林总总的学术成果时，特别关注了杨朝明教授校注的《孔子家语》；二是在孔子研究院座谈时，特别请当地一家教习儒学与礼仪的民办学校的校长发言。这当然应当放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主题下加以理解，但如果从“礼”的复兴与“礼仪之邦”的再建来理解这两个细节，相信也是切题的。

 

    （作者王育济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球化时代中华民族精神的认知与教育对策研究”首席专家、山东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