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学者、北大资深教授汤一介先生于昨晚８时５６分逝世，享年８７岁。昨夜凌晨，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了这一消息，网友＠ｓ－ｄｏｕｂｌｅ－ｂｉｎ留言说：“老先生没能等到教师节。学生也不能再当面说声：老师，节日快乐。”

 

　　“作为年届八旬的老人，不以颐养天年为求，不以含饴弄孙为乐，更不以金钱、名誉、地位等为意，而是汲汲遑遑地为中国文化的千秋大业和中华文明的传诸永世而恪尽一介书生之绵薄微力，兢兢业业地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添砖加瓦，其志永固，其情可感，其愿撼天！”

 

　　２００７年，深圳大学哲学系教授景海峰在其导师八十岁时写下了这样的话。他的导师是汤一介，而“千秋大业”指的则是《儒藏》编纂工程，汤一介先生是这项国家重点工程的创始人。

 

　　汤一介先生１９２７年２月１６日生于天津，原籍湖北省黄梅县。汤一介出生于书香门第，祖父汤霖是前清进士，父亲汤用彤则是哲学大家。从上世纪８０年代创建中华文化书　　院推动“文化热”，到９０年代最早提倡“国学”，从２００８年担任北京奥运会文化总顾问，再到《儒藏》工程的创始人。祖父汤霖留下的“事不避难，义不逃责”两句话成为了汤先生一生的座右铭。

 

　　２００３年，汤一介先生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按照计划，这项国内最大的儒学古籍文献整理工程，要用７年的时间完成精华编２亿多文字的整理，但结果耗时两年才交了第一本５０万字的样稿，北京大学儒藏编纂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谷建在接受采访时说，推迟出版的原因是汤一介先生对编校质量的要求几近苛刻，在样书出版之前校对甚至达到十几次。

 

　　今年５月４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来到北京大学人文学院看望了８７岁高龄的汤一介，了解《儒藏》的编纂情况。６月底，《儒藏》精华编的前１００册在北京大学举行了发布会，身负重病的汤一介先生坐着轮椅，在家人的搀扶下依然出席这场发布会，“我想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愿意为这个（《儒藏》编纂）工程来尽我的力……我必须继续努力，来把全本完成。”汤一介先生在发布会上说。但如今，巨著未成，先生已去。

 

　　“我只是中国哲学问题的思考者”

 

　　昨晚，未名湖畔传悲声，博雅塔上动恻情。一代哲学巨匠汤一介驾鹤西去，而就在一个月前，新华社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栏头，刚刚播发了长篇文章《“一介”书生的家国情怀－－记〈儒藏〉项目的首席专家汤一介》。

 

　　“事不避难，义不逃责”

 

　　汤一介１９２７年生于天津，出身书香门第。父亲汤用彤是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言传身教对子女影响很大。父亲嘱咐他的两句话“事不避难，义不逃责”是家风。意思是勇于承担困难的事情，对合乎道义的事情负责。他曾回忆道：“我十六七岁时，抗战最困难时期，写过一篇文章《一滴汽油一滴血》批评达官贵人浪费汽油。”

 

　　１９４６年，汤一介考上北京大学。从此一生都在读书、教书、写书、编书中度过。在北大求学时期，他结识了妻子乐黛云－－这位后来在中国比较文学界举足轻重的学者。上世纪８０年代，他以“知天命”之年重新焕发学术研究的活力。从此用“只争朝夕”的精神工作，为中国哲学研究的开拓与发展付出辛劳。

 

　　中西方文化“和而不同”　反对国学大师的称呼

 

　　上世纪８０年代起，各种学术思潮涌动，整个社会掀起文化热潮。针对当时兴起的“国学热”、“东方中心论”，汤一介是第一个发表文章批评“文明冲突论”的。他用“和而不同”的思想指出，文化可以不同，但可以和谐相处。

 

　　怎样实现文化共处呢？汤一介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对话。只有互相理解、相互尊重，才能取得共识。以北京大学哲学系为核心，组建了中国文化书院，汤一介任院长。书院举办了“文化系列讲习班”，还举办了有数万学员参加的“中外文化比较研究”函授班，推动了当时的文化启蒙运动。他先后出版《郭象与魏晋玄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释》《在非有非无之间》《佛教与中国文化》一系列著作，主编了《中国文化书院文库》《２０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国学举要》等大型丛书，创办了中国文化书院等学术机构。

 

　　汤一介反对人们用“国学大师”称呼他。他认为，“大师”应该有一个思想的理论体系，而他自己只是中国哲学问题的一个思考者。

 

　　主编《儒藏》　从历史汲取力量

 

　　在汤一介的书架上，整齐地排列着已出版的１００册《儒藏》，藏蓝色封皮，烫金的字，格外悦目。作为这部集中华儒家文化精髓的浩瀚工程的总编纂和首席专家，汤一介责任重大。

 

　　自上世纪９０年代起，他就希望编纂《儒藏》典籍。２００３年，教育部正式批准由北京大学主持制定、汤一介为首席专家的“《儒藏》编纂与研究”方案，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立项。在汤一介看来，这个项目自己责无旁贷。十年来，《儒藏》系列已出版百册“精华编”，按照计划到２０２５年儒藏全本将全部完成编纂。整个项目将涵盖历史上儒家主要文献，包括历代学者研究著作等，还包括受儒家文化深刻影响的韩、日、越三国用汉文著述的主要著作，如今已吸纳四国大约５００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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