９月２７—２８日，清华大学历史系、国学网、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齐鲁文化研究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联合在山东寿光举行“仓颉·寿光与中华文明起源”研讨会，会议围绕仓颉遗迹、仓颉传说、仓颉记载、仓颉书、仓颉篇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得到明确结论：仓颉遗迹、仓颉造字传说以及由此形成的仓颉文化现象，其源头在山东寿光。

 

　　中国历史上记载仓颉造字最早的文献是《荀子·解蔽》（荀子的生卒年在前２３４—３１３年），记曰：“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荀子是古郇邑（今山西临猗）人，年１５到齐国游学，入稷下学宫潜心从学，至６０多岁才离开齐国，因其学识渊博，成为稷下先生，又三次担任祭酒之职（相当于今天的大学校长）。由于荀子学问高深，声名远播，韩国贵族韩非（前２８０－前２３３）和上蔡（今河南上蔡）人李斯（？—前２８０）慕名到他任令的兰陵县拜为师，后韩非成为战国时代法家主要代表，李斯则为秦丞相，助秦始皇扫除六国，建立秦王朝。秦始皇父亲庄襄王丞相濮阳（今河南濮阳）人吕不韦（？—前２３５）养门客三千，由其门客撰成《吕氏春秋》。韩非有《韩非子》，李斯有《仓颉篇》，吕不韦有《吕氏春秋》，这三部著作均有仓颉造字的记载。连同《荀子》，四部战国时代著作是今所能看到仓颉造字记载最早的古代文献。

 

　　南朝梁任昉（４６０—５０８，寿光人）《述异记》载：“仓颉墓在北海，呼为藏书台。周末发冢得方玉石，······当时莫识，遂藏之书府。至秦时，李斯识八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至叔孙通识十二字”。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载：“仓颉台弥水所经，水东有孔子问经石室”。北宋王著《淳化阁帖》注《仓颉书》曰：“在北海（今寿光），此石虽不寻，而为吾国文字之祖”。南宋郑樵《通志》载：“仓颉石室二十八字，在北海仓颉墓中，土人呼为藏书室。周时无人识，至秦李斯识其八字，曰‘上天作命，皇辟迭王’。汉叔孙通识其十三字。孔子至齐，亦尝访焉”。上述记载说明，史上所传“仓颉书”（刻有文字的方石）是西周时期从立于寿光的仓颉墓中所得，方石出土后，李斯、叔孙通均作过识别，到北宋时期由王著将其摩拓载于《淳化阁帖》，后石虽不知下落，石上二十八字却因《淳化阁帖》而得以流传下来，现在存世的“仓颉书”碑，均是据此而制。

 

　　文献关于仓颉的记载始于荀子，荀子自１５岁至６０多岁在齐都（临淄）稷下学宫求学为师，而齐都以东古纪国（纪国版图于前６９０年并为齐土）域内的仓颉墓仅有几十公里，是荀子在齐稷下学宫求学之时始知仓颉及仓颉墓，并在讲学实践中叙述仓颉事迹，并记入其著作《荀子》中，并传与其学生韩非，韩非将师传写入他的著作《韩非子》中，李斯则将师传记入他编的国家识字课本《仓颉篇》中。而稷下学宫荀子的学生们入于吕不韦门下，在为吕不韦编《吕氏春秋》时又将其记入书中（战国时代由史官编著记载仓颉造字传说的第五部文献《世本》的记载也是这样形成的）。这就是仓颉遗迹、仓颉造字传说在悉知者、记录者、在文献中的流播路线图。

 

　　郑樵《通志》说：仓颉墓“孔子至齐，亦尝访焉”，说孔子到齐国（前５１７—前５１５）时，即来到仓颉墓前祭拜。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而到战国中期生活在齐都的荀子当然也熟知了仓颉遗迹和仓颉事迹。

 

　　中国文字在中华民族历史上走过了极其漫长的路程。诚如战国时期天下学术泰斗荀子所言“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在中华民族漫长发展历史上，必有一支先民，及早就发明了以图、以符记事的方法，而后随着人口繁衍人们发明的记录图符也渐趋泛化，而在某一个时期，由一支创造了当时最先进文明的先民，由他们中的一个代表人物（或一个代表性族群的精英人物）进行了文字发展史上一次大整理、大整合、大规范（这支先民、族群在语音称谓特点上以仓、商为代表）。正如秦朝统一天下后李斯实行的“书同文”一样。这是一个文明时代的巅峰，这是一个人类原始时代的峰点，这个发明必然是伴随了那个时代极度辉煌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深刻地影响了民族心理和民族记忆。这是历史上留下丰富、深刻、广泛的仓颉造字传说的历史内涵。

 

　　而寿光一带的考古学文明与文献学文明，正与此一点相契合。寿光一带所发现中国境内极少达到的极为密集、极为先进的龙山文化遗址、遗存（密度达到今天村庄的７０％以上，聚落总数达１７０余处，人口达４．２５万人，由三个古国组成，有多处龙山文化城），被学者称为“龙山文化数一数二的中心”，则恰恰与仓颉造字的历史遗迹、历史传说、历史内涵有着实证上的对应关系。